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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之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家邦关系论述
更新时间:2019-09-08

  :血缘既是人之自然情感的来源、家庭的纽带,又可能成为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如国家构成和运行的问题。检视作为西方思想和社会主要起点之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相关论述,有助于中国社会学界对血缘在社会构成中的逻辑后果研究的深化。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国关系的思想中,血缘被视为“友爱”这一人类普遍自然情感的根源,其内在的亲疏远近之区分在社会层面也得到一定关注;但这种自然情感会妨碍在城邦中构建普遍化的友爱关系,是德性和欲望、公和私、城邦和家对立的源头。因此,数来宝港彩论坛14677,他们试图在制度层面消除或限制其作用领域,防止其对城邦目标和运行的破坏。这一社会构想,源于“双重自然”的理论预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国关系的想象对于现代西方的家国关系设计影响深远。

  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和实践的基本论题,而家庭和国家是“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可以转化成个人在家庭和国家这两种不同社会形式之间的位置的问题。马克思将家国关系理解为“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①凸显了阶级社会中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和矛盾性,恩格斯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了私有制牵引下的家国矛盾的涌现过程。②

  家国矛盾的核心是血缘。血缘是将个体连接成社会的最原始和自然的纽带,家庭(族)是其最为直接的结果。但是,除却家庭(族),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的结合体,如城邦、国家、信仰组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家庭和氏族的维系纽带是血缘亲属关系,国家则按地区统治其成员,③已有的人类学和法学研究表明,“自私的基因”④决定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如家庭普遍具有自我(家庭)中心主义特性,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逻辑来处理人际和社会关系是其基本倾向,⑤从而必然同非血缘纽带的社会组织在目标和运行方式上发生颉颃。那么作为“理性意志”之表征的各种文化和制度如何处理作为“自然意志”⑥的血缘纽带与其他纽带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家庭与国家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些问题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思考中占据核心位置,这不仅表现在当时的家庭存废之争,⑦而且表现为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逐渐形成了西方社会遵循“团体格局”、中国社会以“差序格局”为逻辑⑧的主流观点。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差序格局的讨论日趋精微,尝试从经学和礼学层面来找寻其制度性起点,⑨但对于民国学者谈论中国的关键参照系西方社会的思想来源,系统论述却不太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考察对西方文化和制度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源头之一脉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关于家的界定及其与城邦、个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回答两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1)为什么西方社会以团体格局作为组织原则;(2)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友爱纽带与正义纽带是如何配置的,以及这种配置对于现代社会重建、家国关系有怎样的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家邦关系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论题之一,也是后人研究他们的经典主题之一,但是,(1)以柏拉图为例,过往的这类研究集中于《理想国》,而对《法律篇》的疏解和研究不是很多;⑩而且,(2)即使在已有研究中,论述者和疏解者一般都是让城邦直接面对个人,讨论个人的德性培养,而“家庭”普遍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虚化,较少关注柏拉图对作为家庭纽带的血缘自然情感的运作机理、功能和边界的精致思考。(11)本文不同于已有相关研究之处是:基于上述中国式问题意识和社会学视角,凸显家庭及其构成的基本纽带即源于血缘的自然情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地位,细致展示文本中关于家庭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具体法律规定,分析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对家庭的认识和界定以及如何重塑家庭和城邦的关系。

  众所周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敌视家庭,视家庭与城邦势如水火:(12)理想城邦中的治邦者和城邦卫士没有家庭生活,共产共妻共子女,唯其如此才能向公民奉献普遍的友爱(friendship),才能实现城邦最大限度的团结。“他确实认为,通过把家庭的边界弄得更宽和更模糊,他就能通过那些纠缠在一起以致不可摆脱的关系来取得团结一致。”(13)换句话说,可以“把城邦确定为一个家庭”,但其前提是“家庭被废除”,(14)即通过神话的方式祛除所有自然生长的亲属关系及其亲疏之别,然后模拟家庭在所有城邦成员之间建立普遍的、无差别的父子、兄弟关系。但在《法律篇》中,“家庭”构成城邦公民立法的基本单位,按照作为城邦的基本行动者的个体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来安排立法内容和次序。由于个体不仅出生而且生活在家庭中,因此,关于城邦的立法毋宁可以说首先是关于家庭的立法。

  血缘作为家庭之本质。家庭神在柏拉图心目中举足轻重,这也反映在他对家庭血脉延续的重视上。他一方面认为肉身具有有限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不仅以某种方式赋予人类一定程度的不死性,而且给我们植入不死的渴望”,因此“人类自然地就是永生的伴随者”;人类的这种不死性,不是来自于个体肉身的永恒,而是源于生育及其带来的血脉的绵延不绝:“人类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它总是在身后留下后代,以永保自身的统一性和身份。”接受这份自然的馈赠是一个人天经地义的责任,无所谓高尚,但若拒绝婚姻和生育,“就是在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15)因此,《法律篇》拟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法律明确规定男人必须在30-35岁之间结婚,并且,应该把每个个体的血脉记录在案:“出生的第一年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开始,每一个男孩和女孩的出生年份都应该记录在他们家庭神龛的‘出生’栏目下……死去成员的名字则应该抹去。”(16)

  婚姻的唯一目的是延续血脉。法律规定,性行为的自然目的即生儿育女。(17)年轻夫妇必须生儿育女并抚养他们长大,让生命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下去,并始终遵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敬拜诸神。(18)为实现此目的,城邦指定女性官员来指导和监督夫妻生育孩子;如果夫妻生育了适当数量的孩子,对生育的指导和监督的期限为十年;夫妻如果在这个期间一直没有生育孩子,就应该分离,城邦女官和当事人亲戚来帮助他们决定离婚的各项协议,以保证当事男女双方各自的利益。(19)

  遗产继承亦具有延续血脉的功效,只要有遗产继承人,对于无后之人的血脉延续难题也就有了虽不完美但可堪交代的解决办法。正因为遗产继承对于血脉延续的意义如此重大,所以,城邦法律一般不会剥夺因蓄意杀人或侵犯诸神和公民而处死刑或永久流放但无男嗣的罪犯的遗产的继承权。唯罪大恶极的犯罪者才会被处以剥夺家产、无子嗣祭奠(childless)、籍籍无名地躺在坟墓中的惩罚,(20)其名字也会从城邦公民的名单上抹除。

  血脉之关联的意义不局限于家庭和个人,还关乎政治。选举人在选择官员时,不仅要写下其心仪的候选人及其父亲、部落以及所属区的名字,而且要写下自己的相应信息。虽然法律规定,“父亲所遭受的各种惩罚和耻辱不能传递给他的任何一个孩子,除非一个男人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依次被处死刑”,(21)但是,在一些特殊职位如男女祭司以及解神谕者(Expounder)的遴选上,必须不仅考察个人的健康和守法情况,而且考察其家庭背景,要从高标准来评价他们家庭的道德表现。(22)

  法律对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规定。《法律篇》就子女如何孝敬父母以及处理同父母的关系所做的规定详尽无疑。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生他养他的人”。(23)在这个前提下,为人子者,首先要学会报答父母。柏拉图把父母对年幼子女的照顾和关切视为父母对子女的“长期借贷”,子女成年后,必须照顾年迈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财产,而且“用自己的手和脑”,满足老年人最为迫切的需求。其次,伺候父母的脸色和态度,必须毕恭毕敬、和颜悦色,不能粗枝大叶、漫不经心,对于父母的怒气,子女也应予以充分谅解。最后,“父母离世后,应该安排最适当的葬礼”,并将自己一定比例的收入投入到对离世者年复一年的祭拜中。(24)

  法律详细规定了父子关系出现裂痕时的处理办法。譬如,父亲若想把儿子扫地出门,就必须事先召集自己一方与儿子的母亲一方的堂表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亲戚,当着大家的面控诉儿子,解释同儿子一刀两断的理由;儿子也有权回应父亲的控诉;父亲必须得到一半以上亲戚的支持才能达到目的。相反,如果父亲为老不尊,儿子也可以控告父亲,一旦儿子的控告得到法律的支持,父亲的自主权就会被剥夺,只能被作为孩童对待。(25)显然,父子关系的如上规定一方面基于家庭血脉传承的界定,另一方面也跟城邦政治的特性一脉相承。一般而言,老人在城邦中总是比年轻人更有德性,因此,尊重和服从老人是一个基本的城邦准则。但是,并非所有的老人都能充任德性的代言人,由于年龄、教育等各方面的原因,老人也可能展现其邪恶或不堪重任的一面。因此,对于老人在家庭中的位置,需要具体分析。

  家庭作为抵御犯罪的载体。第九卷着重讨论了各种刑事立法,明确规定在家庭中处于不同位置的成员承担着捍卫家庭权益的不同责任。譬如,如果奴隶杀死主人或其他自由民,受害者的亲属可以随意处理奴隶而免于被污染;(26)如果自由民的妇女或男孩遭受性侵,不仅受害者可以正当防卫,而且其父亲、兄弟、儿子以及受害女性的丈夫也可以合法地杀死侵害者;法律还赋予男性为拯救父亲(只要父亲没有犯罪)、母亲以及其他直系亲属而杀犯罪者的合法权利。(27)不仅如此,法律还规定,受害者的堂表兄弟姐妹关系之内的成年男性亲属必须承担起诉或者阻止犯罪者的责任,否则就会受到严惩。(28)

  另外,法律把家庭成员相互伤害的处理同剥夺侵害者的家庭生活权利联系起来:(1)父母中的一方如果在愤怒中杀死子女,必须接受灵魂净化,并被流放三年,流放结束后不得再生育孩子,也不能与其配偶以及其他子女共餐和共同生活,或参加宗教仪式;对杀死兄弟姐妹的人的处理办法亦如此。(29)(2)夫妻之间若发生蓄意伤害,施害方要被判永久流放,被剥夺安排自己的财产继承权的权利,子女对他(她)也不再负担赡养义务;兄弟姐妹之间的蓄意伤害,则以死刑来惩罚施害者。(30)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看来,家庭内部的伤害已经表明施害者不再具有过家庭生活的资格能力,因此,剥夺其此种权利,既是对他们的惩罚,也是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保护,同时也反映出家庭生活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家庭权利与权力分配的血缘亲疏逻辑。谁有资格成为一个家庭的血脉延续者和遗产继承者?柏拉图描绘了一幅以家庭的核心男性(父亲)为中心,血缘关系从亲到疏、从近到远的差序图。譬如,女孩订婚的最终决定权的分配和替补顺序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父亲,然后是祖父,再次是同父兄弟;如果没有父系方面的这些亲属,决定权就移到母亲一方的亲戚,权力传递顺序同父亲一方;如果女孩没有上述亲属中的任何一位,就由她最亲的亲属即堂表兄弟姐妹同女孩的监护人共同决定。(31)

  在遗产继承上,未婚儿子是最为正当的继承人;但若有女无子,父亲必须在遗嘱中指定一名男子作为女婿,并作为儿子来继承遗产。若父亲死时未曾订立遗嘱且仅留下女嗣,那么立法者在安排其女儿婚事时主要考虑两个条件,即近亲和遗产安全,而无需顾及为人父者应该考虑的另外一个条件,即女儿的幸福。法律规定收留他女儿和保管他遗产的亲属顺序依次是:(1)父系兄弟;(2)母系兄弟;(3)兄弟之子;(4)姐妹之子;(5)父亲之兄弟;(6)父亲兄弟之子;(7)父亲姐妹之子。在这里,对同女孩年龄相仿的男子而言,“收留”有同女孩结为夫妻的含义。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惟当其父亲没有上述亲戚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女孩可以同她的监护人协商后选择其他男性公民作为父亲财产的继承人和自己的丈夫,当然前提是被选择者不反对。

  如果一个男子死时既无遗嘱又无儿女,其财产继承权归属宗族成员,但具体权利要根据不同成员同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来确定。《法律篇》着重规定了女性继承权的先后顺序:死者的姐妹—死者兄弟的女儿—死者姐妹的儿子—死者兄弟的姐妹—死者父亲的兄弟的女儿—死者父亲的姐妹的女儿。(32)

  总之,《法律篇》中遗产继承权的嬗递具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别,同男性支配和血缘亲疏原则基本同步:死者的同父兄弟—死者的同母兄弟—死者的兄弟的儿子即死者的侄子—死者的姐妹的儿子即死者的外甥—死者父亲的兄弟即死者的堂叔伯—死者堂叔伯的儿子即堂兄弟—死者父亲的姐妹的儿子即死者的表兄妹。就如《理想国》中城邦卫士共产共妻必然造成之后果一样,这里,柏拉图也把财产和血脉之安全延续而非规避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综上,柏拉图关于家庭的立法一方面把家庭的本质界定为血脉延续之基本载体,另一方面确立与血脉延续相关联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责任和对违背责任的惩处。正因为家庭的本质是血脉之延续,故相应地确立了先男后女的家庭权力和权利原则,并根据同家庭统治者父亲在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成员的家庭权力和权利,父亲的堂表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家庭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家庭事务的处理权就被城邦收回。(33)这种基于血缘的自然情感所内在的亲疏远近逻辑建立的制度安排,客观上确立了家庭在城邦中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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